新中国60年，见证中国医疗设备的变迁历程

 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 
已届古稀之年的杜大夫，依然记得52年前初次踏进首钢医院时的场景。 
“没路，都是石子路。”如今已经是三级医院的首钢医院，在1957年时，没有公交车通往市区，一间宿舍里安置了10多张医生的板床，下雨天住院部的床脚常被雨水淹没，空气里流淌着煤炭呛鼻的气息。 
父母心疼不已，都劝杜大夫回城里。“那时候年轻，是个团员，有困难就要求调走？那时候脑子里没这概念。” 
1957年，正值公私合营，杜大夫的很多同学被分配到了刚公私合营的公司。这些公司没医没药，被派去的医务人员从零开始，四处奔波筹备房间、药品、器械等等所有看病行医需要用的东西。“我们同学一见面，才知道他们更艰苦。” 
在车间保健站工作一年之后，杜大夫进入了金顶街门诊部工作。白天杜大夫是儿科大夫，一到晚上，门诊部人员有限，儿科和内科合并。杜大夫更像时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大夫，什么病都看：抢救心肌梗塞、敌敌畏中毒、哮喘等病人。 
比起今天动辄“检查”的盛况，当年门诊部几乎没有器械设备。杜大夫给病人看病时，全靠听诊器和手。例如，用手量出心脏的大小，计算是否有扩大，用手摸摸肝有多大。即使在首钢医院条件的住院部，设备也只能透视、照片子、化验。 
与今天的医生不同，五六十年代的医生，属于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。杜大夫眼前的病历，常常摞一尺多高，一上午手不停歇地写病历。除了在门诊看病，还得照看家庭病房。为了赶时间，杜大夫骑着自行车，给上一家小孩夹好体温计后，立即骑着自行车赶到下一家，等时间到了，再赶到上一家，查看体温计上的数字。 
平时只在门诊看病的杜大夫，曾因自身急性风湿发作而在首钢医院住院部治疗。杜大夫说自己记得很清楚，黑咕隆咚的小屋子，五六个病人。一下雨，地面上的雨水漫过床脚。这样的住院条件，让杜大夫本来就怕受潮的的关节更疼了。 
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条件艰难，但令杜大夫欣喜的是，一直到“文革”之前，周围的一切天天变化着：厂子到苹果园的公交车开通了；医疗人员逐步扩充；医疗水平逐步提高；院部配备了B超，心电图等设备。 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 
何德银，现为北京市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，1978年参加工作，普外科，中西医结合。刚开始在北京建工医院工作，当年本科毕业的他，单就学历而言，称得上凤毛麟角。 
刚开始工作的日子，何德银开药时候没有太多选择，以抗生素为例，四环素、土霉素是用得zui多的药品。医疗设备方面，医院只配备了心电图、X光机、B超、普通的化验等设备，一些免疫方面的检查根本做不了。 
如果与今天相对比，当年的医疗卫生条件显然让何德银颇受局限。但对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杜大夫而言，当时医疗卫生事业前进的步伐已然加快。 
杜大夫很欢喜，她说“文革”之后，首钢医院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。医院开始注重队伍素质，举办学习班，医生们脱产轮流学习，中专毕业的杜大夫，拿到了大专学历证书。 
金顶街门诊部则搬出了日据时期建造的漏雨的平房，住进了四层新楼，医疗范围扩大了，增加了模式口社区。首钢医院设备也扩充了不少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核磁共振设备开始运转。 
门诊部的医疗水平明显提高。之前如小孩得慢性肾病，得请外面的医生会诊，例如北京医科大学，后来门诊部均可以接收诊治。 
上世纪90年代之后 
仰起花白的头发想了想，杜大夫说：“具体年代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上世纪90年代之后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，新盖楼房，新盖设备，新加人员。” 
“我觉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，变化更大。包括知识更新、医疗设备、药品种类。分子生物学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没听说过这个事情，现在从药物、免疫方面等，都在研究这个事。” 
即使作为医生，何德银之前亦从没听说过器官移植概念。近十多年来，肺移植、胰腺移植、肾移植等器官移植变得越来越普通。各种器械辅助之下，何德银感觉可作的手术愈来愈多，病人生活质量亦迅速提高。 
当年令杜大夫及其同事们颇为辛苦的一些儿科病症，今天因为国家巨大的投入，防疫制度的形成，孩子从生下来即开始注射各类疫苗，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。 
工作环境变化则更大。何德银回忆自己当年的办公设备，只是一张破旧的木头桌子，一用即十多年的木头凳子。今天的东方医院，病历已经电子化。甚至2006年支援新疆医疗卫生事业时，何德银就有些惊奇地看到，当地有些医院环境已经达到四宾馆水平。 
现如今，何德银身边硕士博士学历的医生越来越多。上世纪80年代，杜大夫少有选择首钢医院外部的进修机会，何德银今天可以选择的学习途径广泛得多，包括网上学习、*技术经验介绍、杂志上学习等。 
新中国成立60年来，中国的医疗水平，不仅从硬件还是软件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国的医疗事业，也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取的更加卓目的成就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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